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治水是人类文明的基石，更是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亲自擘画、部署并推动治水事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十周年。同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了《习近平关于治水论述摘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关键是准确把握好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做好治水工作、做好什么样的治水工作、怎样做好治水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新时代治水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一  做好治水工作的当前和长远重大意义

　　人类历史表明，水资源与生态的失衡常常导致区域生态环境的退化恶化，甚至影响文明的延续。治水自古以来就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应对我国水安全风险挑战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民族永续发展的长远之策。

　　（一）治水兴水是应对我国水安全风险挑战的现实需要

　　治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治水兴水工作不仅关乎水资源本身，更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不仅关乎防洪安全、饮水安全，还涉及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在水安全领域，新时代我国水利事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正面临风险挑战的冲击。水安全领域新老问题交织，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这些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首先，老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老问题主要是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以及由此带来的水旱灾害。我国夏汛冬枯、北缺南丰，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是世界上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另外，水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

　　其次，新问题日益凸显。新问题主要是水资源短缺、水生态损害和水环境污染。一是水资源短缺。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水资源总量2.8万亿立方米，淡水资源总量虽然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35%，全国有近三分之二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水资源短缺已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二是水生态损害。主要表现为河湖湿地生态功能破坏，地下水超采与环境地质问题突出。华北地区“1959—2020年地下水累计总超采量为1625亿立方米，其中深层地下水超采已累计造成不可恢复储量558亿立方米”。[1]此外，水土流失与土地退化问题也不容忽视。水利部《中国水土保持公报》（2023年）显示，东北黑土区水土流失面积20.89万平方公里，占其土地总面积108.76万平方公里的19.2%。三是水环境污染。长期以来，水污染问题在部分流域不同程度存在。2024年5月，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指出，作为湖北第一大淡水湖泊的洪湖，“2012年以来，洪湖水质持续恶化，水环境质量下降和生态退化问题突出，2021年至今一直为Ⅴ类水体”。[2]

　　（二）治水兴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绝不仅是一个经济方面的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体要求。水利关系国计民生，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作用，治水兴水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时代的治水兴水工作，已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治水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同时，在保障水安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善水生态、治理水环境等方面与人民群众的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需要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高水平保护，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水支撑。

　　治水兴水是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是治水的第一动力，要通过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提升治水效能。协调是治水的内生特点，即要统筹考虑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等各个方面。绿色成为治水的普遍形态，即治水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水生态文明建设，加强节水工作。开放是治水的必由之路，即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借鉴吸收国际先进治水经验。共享是治水的根本目的，即让治水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三）治水兴水是安邦利民的长远之策

　　治水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治国理政智慧和经验的传承。善治国者必善治水，“从一定意义上说，治水即治国，治水之道是重要的治国之道”。[3]我国众多的江河湖泊哺育了世世代代的人民、滋养了悠久深厚的中华文明。从古至今，治水一直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统一兴盛的重大问题。无论是大禹治水的传说，还是历代王朝对水利建设的重视，灵渠、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一项项伟大治水工程，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对治水问题的深刻认识和不懈探索。

　　治水是实现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径。加强城乡供水、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水环境质量，解决群众饮水安全、防洪抗旱等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对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坚决筑牢抵御水旱灾害防线，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例如，在2023年的主汛期，海河流域发生了1963年以来最大流域性特大洪水。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成功夺取了防御这场特大洪水的重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系统治理，“我国洪涝灾害年均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上一个十年的0.51%下降到0.24%”，[4]治水兴水成功地守护了我国河湖安澜、人民安宁、社会安定。

　　二  构建现代治水新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传统治水向现代治水转型。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水问题将更加复杂，水需求也愈加多元，治水的难度和复杂性也将大大增加。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部署下，需要从战略上谋划和推进我国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现代治水新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包括治水领导体系、水安全保障体系、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体系、水文化传承与弘扬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治水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守水安全底线，确保水资源安全供给。同时，推动人水和谐共生，提升水资源的生态价值，并致力于水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以此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对水的根本需求。

　　（一）坚持和加强党对治水工作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历来重视治水，始终把治水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建设，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兴修水利大会战，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兴建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治水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办成了许多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民生福祉的水利大事要事”，[5]在我们党领导治水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强调党对治水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因为治水兴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更是社会民生、国家安全的一部分，其涉及领域和层级非常广泛，党的领导有助于统一决策和调度资源，进行广泛动员，提升治水工作的社会参与度和效率。推动新时代治水事业蓬勃发展，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讲话精神、指示要求及决策部署，不断完善水治理体制，确保治水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同时，“治水不是一个方面、一个部门的事情”，[6]党员领导干部要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立足全局，谋定而后动，形成各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强化协作、共同推进的治水合力。

　　（二）坚决守牢水安全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中的水安全问题，强调“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7]面对新老水问题交织的复杂形势，要强化风险意识，增强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统筹做好水灾害防治、水资源节约、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工作。

　　一是守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坚持旱涝同防同治，全面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完善防洪工程体系。科学调度水资源，加强水质监测和保护，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建立健全水安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应对突发水安全事件的能力。二是守好水资源利用底线。按照“有多少汤泡多少馍”[8]的上限要求，明确河湖生态流量必须守住的底线，实施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控制用水总量，坚持和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提高用水效率。三是守好水生态安全底线。确保水污染得到有效治理，水质不低于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针对地下水超采等突出问题，作出系统安排和刚性约束，填补地下水历史亏空，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严格落实水生态、水环境的保护措施，保障水生生物的栖息环境不受破坏，防止生态退化。

　　（三）促进人水和谐共生

　　促进人水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瞻远瞩和精准洞察。

　　实现人水和谐共生，需要摒弃传统的征服式治水观念。传统的征服式治水观念往往将水视为需要被控制和征服的对象，强调通过大规模的工程措施来“战胜”水，这种观念在特定历史时期可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来看却带来了诸多生态问题。比如，过度的堤坝建设可能导致河流生态系统的破坏，过度的水资源开发可能引发地下水位下降、湿地消失等环境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摒弃征服水、征服自然的冲动思想”。[9]在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过度干预，而是因势利导，合理利用。

　　实现人水和谐共生，需要坚持人口经济与水环境相均衡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地区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10]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毛乌素沙漠在古代曾是水草丰美的牧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历史上过度放牧、滥垦等人类活动，使草原生态系统遭到破坏，逐渐沙化，最后成为沙漠。强调和谐，就意味着平衡、协调与共生，意味着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无限制地索取水资源，而应根据水资源的实际承载能力来合理规划用水需求以达到和谐均衡，避免水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四）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水文化

　　水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有很多对于水的深刻理解和认知，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治国理政智慧。“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以其无私、谦逊和善于滋养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的品质，成为古人道德的至高境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表达了君子不同的审美取向和生活态度。“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启示人们要保持生命的活力和事物的生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警示执政者要重视人民的力量和意愿，如果违背民意将走向覆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11]“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12]以黄河和长江为代表的水文化，哺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传承弘扬好传统水文化，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水文化，重点要深入挖掘中华水文化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黄河文化蕴含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是激励当代中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作为中国连通世界的重要通道，与时俱进、开放包容是长江的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开展黄河文化宣传，以多种形式讲好‘黄河故事’”；[13]“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14]在新时代，要进一步深入挖掘这些水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传承和弘扬其优秀传统和精神品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文化动力和精神源泉。

　　三  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水思路，也是推动新时代治水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则。新时代新征程，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为指导，按照这十六字方针要求，坚定地走好水安全有力保障、水资源高效利用、水生态明显改善、水环境有效治理的发展道路。

　　（一）坚持节水优先，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节水工作意义重大，对历史、对民族功德无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宣传节水和洁水观念。树立节约用水就是保护生态、保护水源就是保护家园的意识，营造亲水、惜水、节水的良好氛围”。[15]

　　一是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积极开展国情和水情教育，培育人们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增强节约水资源的思想意识和行动自觉，让爱护水、节约水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二是坚持用水总量强度双控。党中央推进实施南水北调等重大引调水工程，极大缓解了北方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缺水问题，但调水不是解决缺水问题的根本之道，还需要从增加供给转向需求管理。要把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同北方地区节约用水紧密结合起来，以水定城、以水定业，调水和节水这两手要同时抓。坚持节水优先，把节水作为受水区的根本出路，长期深入做好节水工作。三是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重视水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发布国家鼓励的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加大先进适用节水技术、工艺和装备的推广力度，通过政府引导、市场激励、科研支持等多种手段，推动这些技术和装备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四是严格监督和考核。全面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降低水消耗强度，把节水纳入严重缺水地区的政绩考核，有效降低城镇自来水管网漏水率、提高农田灌溉有效利用系数，消除水龙头上的浪费，真正做到“从观念、意识、措施等各方面都要把节水放在优先位置”。[16]

　　（二）坚持空间均衡，加速推进现代水网建设

　　空间均衡，换言之即要做到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相匹配。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北方地区多年平均产水系数为0.26，南方地区多年平均产水系数为0.55”，[17]区域间水资源总量差异明显，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应对这种极不均匀的水资源分布问题，党中央规划了南水北调等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南水北调工程事关战略全局、长远发展和人民福祉”。[18]截至2024年3月，南水北调东中线工程累计调水量突破70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7省市40多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超1.76亿。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南水北调工程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在今后工作中需要“优化战略安排，统筹指导和推进后续工程建设”。[19]

　　实现空间均衡，需要加快建设现代化高质量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重点”，[20]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畅通、调控有序的国家水网。一是要优化水资源的空间配置，在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原则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重大引调水工程，构建国家水网大动脉，优化水资源配置战略格局，缓解缺水地区资源性缺水问题。同时，受水区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上要考虑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雨水，打造“海绵城市”和“海绵家园”。二是实施绿色智能化管理，加快推进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建设，通过引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智慧化的水网监测、调度和管理，达到实时高效、精准控制的效果。三是构建国家骨干水网与省市县水网互联互通的循环通畅体系，通过打通大江大河与中小河流的水系瓶颈，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堤防、蓄滞洪区等的功能建设，打通国家水网“最后一公里”。

　　（三）坚持系统治理，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系统治理要求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21]水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中处于“中枢”地位，这要求治水工作要从全局的角度找寻治理之道，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有不同的地区和部门之间“九龙治水”，各管一摊、相互掣肘的现象。治水也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水论水，要统筹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关系，追根溯源、因地制宜系统治理，建设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湖”。

　　一要开展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在水源涵养区及流域上游重点区域开展源头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推进植被恢复、坡地改造及梯田建设，减缓土壤侵蚀和泥沙淤积，提高河湖水源涵养能力。二要推进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保护治理。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住管住沿江各地生态红线，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更加注重前端控污，加快培育长江经济带绿色低碳产业。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在黄河上游实施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突出主要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下游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三要多方协同推进河湖长制。“在国家层面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在流域层面全部建立省级河湖长联席会议机制”，[22]通过明确各方责任，定期巡查、实时监测、考核评估等措施，提升河湖日常管护能力，助力流域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各级政府、社会力量、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四要拓展绿水青山的生态财富。通过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将绿水青山变为老百姓的经济财富，重点挖掘河湖生态价值，依托河湖独特自然禀赋，建立健全河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做到“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23]带动区域人民群众就近致富。

　　（四）坚持两手发力，打好科学治水持久战

　　水是公共产品，水利基础设施是国家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作为水资源管理的主体，承担着政策标准制定、监督、管理、服务等多方面的职责。在统筹推进水治理中，“政府既不能缺位，更不能手软，该管的要管，还要管严、管好”。[24]具体而言，一要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制度保障。按照绿色发展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推进水法、防洪法等基础性法律修订，完善河湖管理条例等综合性法规，贯彻实施最严格的执法，“让保护修复者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者付出相应代价”，[25]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二要强化监管考核。继续发挥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水利部管理监督检查制度，深入开展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建立信息化监管平台，特别是在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等重点领域，“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26]提高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同时鼓励社会公众、新闻媒体进行监督，提高监管透明度和公信力。三要加强对重要江河湖库、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政府在防洪减灾、地下水超采、水土流失治理、水生态修复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对部分地下水漏斗区、重金属污染区、生态环境严重退化地区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加大封山禁牧、轮封轮牧和封育保护力度，推进河口湿地自然修复和河湖生态连通，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7]共享水治理成果。

　　坚持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两只手”协同发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要发挥水权交易的积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28]通过透明、规范的水权交易，缓解区域水资源分配不均、使用权归属不清的问题，进一步激励工农业生产等用水大户节水增效。二要用好金融信贷工具。水利部门要与金融机构合作，积极推进水利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展，完善多元化水利融资体系，激发民间资本投资活力，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建设，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及长期合作关系”。[29]三要深化水价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水、能源、交通等领域价格改革”。[30]要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作用，在用水价格体系中实行分级定价和差别化收费机制，在工业、农业等用水量大的领域实行阶梯水价，推动高耗水企业和用水大户采用节水设备和高效生产模式，通过“市场无形之手”对用水行为产生有利影响，把节约用水变成全社会自发自愿行为，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辉系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