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培河谷来信》是恩格斯于1839年3—4月期间，在《德意志电讯》杂志上匿名连载的作品，收录于1956年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恩格斯基于在家乡乌培河谷的实地调查，在这篇文献中以社会风俗画形式描绘了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群体遭受的贫困与精神困境，给予工人群体深深同情。《乌培河谷来信》是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重温这篇经典，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从调查研究出发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用心用情用力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难道乌培河往山上流吗？”

　　1839年，《德意志电讯》杂志连载了没有署名的系列报道《乌培河谷来信》，因作者运用细腻的观察和鲜明的判断，描述和批判了德国资产阶级和一些宗教人士的蒙昧气息和虚伪做派，一下子在巴门和爱北斐特等地产生了强烈反响。这篇揭露资产阶级的通讯材料，与一些人当时所陶醉的中产阶级生产方式针锋相对。恩格斯当年仅17岁，应父亲要求来到父亲在巴门的公司当办事员，他在业余时间练习写作投稿，《乌培河谷来信》就是他的“试水”之作，这是他第一次从具有调查研究性质的观察与分析中得出了自己独创的见解。

　　当时的纽伦堡杂志《雅典神殿，科学、艺术和生活》对《乌培河谷来信》刊出好评：“今年3月份的几期《电讯》十分忠实地描写了爱北斐特和巴门的宗教方面的情况;作者用寥寥几笔生动地勾画出克鲁马赫尔的特点。”但是，持保守立场的《爱北斐特日报》编辑马丁·龙克尔于次月12日在该报撰文投稿，对恩格斯观察到的事实和其立场展开抨击。恩格斯面对这种罔顾事实的批评，驳斥道：《乌培河谷来信》是通过作者自己的亲身调查，根据真材实料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陈述和科学分析。他指出，“我在爱北斐特和巴门住过，并且具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去仔细观察各阶层的生活”。

　　通过《乌培河谷来信》可以看到，青年恩格斯已经把调查研究作为自己对所观察事物拥有“发言权”的最有力支撑。他对那种没有经过实地调查就凭空指手画脚、信口开河的教条主义者，以及迷恋宗教信条“引经据典”的唯心主义者，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我也不想说，红色的乌培河在巴门附近又变得清澈了。这毕竟是无稽之谈：难道乌培河往山上流吗?”

　　下层阶级“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

　　通过自己的观察，恩格斯积累了翔实资料，对乌培河谷地区普通人民的生活、宗教信仰、学校教育情况等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记录，深刻揭示出该地区的问题所在。他批判了当时在这些区域存在着的诸如“虔诚主义”的观念，借此表达了对当地人民饱受资本家工厂主长期压迫，以致生活艰难困苦的深深同情。

　　恩格斯指出，当地的工人生存压力巨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这些人天蒙蒙亮就从自己的栖身之所——干草棚、马厩等处爬出来，如果不是在粪堆或楼梯上度过整个夜晚的话。”并且，工人们工作的环境十分的糟糕，“在低矮的房子里进行工作，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从六岁起就是这样，这就势必要失掉全部力量和朝气”。除了糟糕的工作环境，当地工人因为受着工厂主长期的压迫，工资收入十分有限，所以普遍都很贫穷，“下层阶级，特别是乌培河谷的工厂工人，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梅毒和肺部疾病蔓延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样的情况，使得当地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但工厂主仍旧“千方百计降低工人的工资，据说还是为了工人不致酗酒”。

　　恩格斯对这些工人的境况进行了细致观察，记录下他们的痛苦和不幸：“他们当中最堕落的就是所谓‘码头工人’‘搬运工人’，即颓废沮丧、没有固定住所和工资收入的人”，“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髓”。恩格斯进一步揭露了工人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并不是被有产阶级所污称的“品质”低劣。相反，恩格斯用事实指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恩格斯还联想到，这个区域的贫困人口自身得不到一点人生幸福感，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就沦为了资本家盘剥的对象，“2500个学龄儿童就有1200个不能上学，而是在工厂里长大的——这只是便于厂主雇用童工而不再拿双倍的钱来雇用被童工代替的成年工人”。

　　青年时期的恩格斯饱含着对工人群体的深厚感情，对他们的命运寄予了深切同情，这在他的这份调查研究报告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浸没在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海洋里”

　　通过调查研究，恩格斯当时观察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大部分普通群众没有在沉沦堕落的社会生活中觉醒，普遍处在保守愚昧观念的精神麻痹状态。这种社会现象不仅激发了青年恩格斯对当地普遍处于极端贫困状况中的群众的同情，还更加引发了他对统治乌培河谷群众的精神上的“贫困”——传统观念和保守愚昧思想的密切关注。他指出，这种情况不仅导致了当地工人普遍的物质上的贫困，还十分严重地限制了当地人们精神上的思想解放。“如果有一个传教士是个有名的唯理论者(他们这样称呼每一个哪怕和他们有一点点意见分歧的人)，那他就得不到安宁。”

　　恩格斯通过近距离观察，对虔诚主义影响下人们颓废沮丧的真实情况进行了细致观察：“谁要真想了解一下这种人，谁就应当到一个虔诚派教徒的作坊——铁铺或鞋铺——里去看一看。一个师傅坐在那里，右边摆着一本圣经，左边——至少经常是——放着一瓶烧酒。在那里，工作是不会妨碍他的。他几乎总是在念圣经，时而喝上一盅，偶尔也跟帮工一起唱圣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当地教育与这种虔诚主义流行的内在联系，揭示了虔诚主义者在思想和精神上麻醉当地群众的危害，“不言而喻，既然虔诚主义在一个地区这样流行，那末这种虔诚主义精神就必然会散布到一切领域，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断送他们。受这种精神影响的主要是教育事业，首先是国民学校。有一部分国民学校完全掌握在虔诚派手里”。

　　恩格斯通过列举当地学校教育、教会教育等分布，以及教学老师来源、学生构成和学习状况等情况，展开深入分析，对乌培河谷地区开始流行的弥漫着虔诚主义元素的文学社团活动给予了严正的批判。“这就是著名的乌培河谷在文学方面的全部情况。或许还应该加上几个由于酒的刺激而兴奋起来的和常常用些蹩脚的诗来检验自己力量的伟大天才”，“这块地方全都浸没在虔诚主义和伪善主义的海洋里”。年轻的恩格斯饱含着对当地民众的关切，通过自己的调查深刻揭露了残酷的社会现实，抨击了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带来的深重灾难，这些调查也激起了青年恩格斯为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作斗争的愿望。

　　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长期亲身经历的观察和分析，没有对当地社区民众的深厚情感，就不可能完成具有实事求是的客观科学品质的《乌培河谷来信》。恩格斯自己也在之后感叹过：“不久前我重读了这篇文章，对文章的风格大为惊讶。自那时以来我再没有写出这样好的文章。”

　　《乌培河谷来信》发表已有186年，但对于我们今天改进调查研究仍然有所启发。新时代新征程，面对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像恩格斯在乌培河谷实地考察、分析问题那样，用好用活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用心用情做实调查研究，推动解决社会热点难点问题。

（责编：常滨海）